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一个世纪之前。正是这个缺地农民韩鸿翼的儿子教准成了庆龄的父亲，以及名闻中外的“宋氏家族”的始祖他生于19世纪60年代，他的生活道路是由中国（特别是南方各省）当时所处的困境所决定的。中国在1840—1842年和1856－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中惨败，不但割让领土，还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丧失主权。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一筹莫展，任其宰割。

　　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及运输工人是中国的基层人民，他们早就饱受封建地租和苛捐杂税的压榨，现在又加上新的横征暴敛，因为侵略者迫使中国偿付巨额赔款（中国要出钱让外国人打败自己！）洋货和洋船毫无限制地涌入中国，又使成千上万的手工工人和船工失业。如果不打碎本国的和外国的锁链，中国既不能保持它的旧秩序，也不能建立新秩序——这样一种两难境地必然造成爆炸性的后果。

　　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是一次人民自求解放的强大运动。在西方列强和中国封建统治者（他们这时已沦为外国的工具）的联合武装镇压下，太平天国被淹没在血泊中，牺牲的人数超过19世纪世界上任何一次武装冲突——比欧洲拿破仑战争和美国南北战争伤亡人数的总和还要高出许多。

　　以上这些历史事件不仅使中国越来越受到外国势力的主宰，并且加速了——特别是在南方各省——在国内无以为生的贫苦人民到海外谋生的浪潮。在这些人中间就有宋庆龄的父亲。在9岁时（那时还姓韩），他和一个哥哥去投靠在爪哇（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最重要的一个大岛）的一个亲戚，在那里当学徒。不久，他被另一个亲戚领养——这在中国是常有的事。这个亲戚是他的一个堂舅（婶母的弟弟），自己没有子息，姓宋，所以宋庆龄的父亲后来也改姓宋。这位养父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旧译麻省）波士顿市开一家出售丝绸茶叶的铺子，是最早在新英格兰”定居的中国人之一。

　　这是根据文昌县的文史资料所作出的叙述，后面还会提到，另外还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当时还是个少年——从爪哇到波士顿是乘汽船还是乘帆船，现在弄不清楚，但他的航程经过了波涛汹涌的合恩角（智利南端），并且他乘的船看来远远偏离了航线，因为据说他在几十年之后曾经学着他在一处叫不出名字的海岸上看到过的企鹅走路的滑稽样子，逗孩子们乐。也许他是第一个见到过南极洲的中国人、从亚热带的海南老家到这里可真是一段遥远的距离。

　　19世纪末期的波士顿和海南老家在文化、社会和心理上的距离那就更为遥远了。这位开铺子的养父想方设法要把这个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人拴在铺子里。但这个年轻人已经见过世面，活泼好动，新环境的吸引力胜过了家庭关系的温暖和语言相通的便利。

　　虽然他的移民路线同绝大多数横渡太平洋以劳动谋生的华侨一样，但他很快碰到了另一股中国人出国的新潮流——清朝政府派遣一些书香人家的子弟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的技术和方法、有两个这样的年轻留学生经常到波士顿他养父开的铺子里来买东西，一个是牛尚周、另一个是温秉忠。他们是由容闳（1828—1912）推动的、在1871年首批抵美的留学生中的两个。容闳是孙中山的同乡，可能是第一个受到完整的外国教育的中国人（耶鲁大学、1854级）。有意思的是，他对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却是同情的。年轻的宋耀如同牛、温两人交谈后，一心想离开店铺去上学。他的养父不同意，他就偷偷溜进停泊在波士顿港口的缉私船“艾伯特·加勒廷”号。

　　船长埃里克·加布里埃尔森是祖籍挪威的美国人、虔诚的基督徒、南北战争中北军的老兵。他对这个抱着热切心情的孩子觉得喜欢，不但不把他送交警察，还让他在船上当一名工役，同时想使他信奉基督。他在船上当差的证据是一仕研究者1949年在美国海岸警卫队档案中发现的。档案里有一个叫CharlesSun的人，作家戈登·西格雷夫猜想，这是美国人听广东话“教准”两字发音（ChiaoSun）而误记下来的。前面曾经提到，关于宋庆龄父亲的早年经历有另外两种说法，这是其中之一。按照另一种出现得更早并广泛流传的说法，他被“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号船长查尔斯·琼斯所收留和照顾，所以取了“查尔斯·琼斯·宋”这个英文名字来纪念他的这个恩人。由于在美国海岸警卫队档案中的新发现，这种说法看来已被否定。

　　过了一段时间，加布里埃尔森船长调往北卡罗来纳州的港口威尔明顿服务。这里，这个年轻的中国人由于他的保护人的传道热诚而受了洗礼。时间是1880年11月7日，地点是第五街的卫理公会教堂，他被命名为“查理·琼斯·宋”。那末，“琼斯”这个中名又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在历史档案材料中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名叫“查理·琼斯”的船长，看来只能接受另一种解释：在洗礼纪录上必须有“教名·中名·姓”这样一个完整的名字，所以“琼斯”这个中名纯粹是当场临时想出来的。

　　这位新的教徒从此以后就被朋友们以“查理”相称。他在城里找到一个印刷厂的工作，但为很短。（以后他在上海转业经商首先开的就是一家印刷厂，这是后话。）此时，在北卡罗来纳，他的目的是上学。不久，他进了威尔明顿的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学习神学——作出这一选择是为了便于他新结识的教友们为这个中国信徒找到保护人。

　　他的保护人之一是朱利安·卡尔“将军”（这个军衔不是因战功得来而是荣誉称号，美国南方有这样一种传统习惯）。他在不同时期曾是纺织业和烟草业的巨子（名牌烟斗菸“矿达勒姆公牛”的生产者），又是杜克大学的经济赞助人、卡尔把这个讨人喜欢的中国青年带到家里来同他们夫妇同住（查理很快就称他“卡尔父亲”）。老人后来同他一直保持着友谊，不但资助他在上海的生意，而且据说还资助他的某些革命活动。

　　1882年，宋耀如转学到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范德比尔特大学。1885年毕业。他靠做工念完大学，有时编织吊床出售，这种手艺是他在船上学会的。在那个时候，像这样的事情，出身高贵的中国留学生是不会做、也不想去做的、他没有这种阶级观念、他从小种过田，当过学徒、水手和印刷工人，知道怎样使用自己的双手，并且也喜欢劳动。

　　在精神上，这个壮实的客家人已在抛弃中国农民的某些封建的恐惧心理。在美国大学里流行老生欺侮和戏弄新生的做法，有时用的手段相当残酷。有一次，几个老生在万圣节前夕”想吓唬这个新来的“异教徒”——这里面除欺侮新生外还带有一些“白人至上”的思想——乘他晚间回来之前，在他房里挂了一些鬼怪形状的灯。他回房时猛一看到这些眼睛和嘴巴都喷火的鬼怪确实吓得全身发毛，但很快就镇静下来，举起双拳向这些“妖魔”打去，发现只不过是一些用南瓜皮做的东西，就笑着走开了。等在那里看笑话的老生们先是感到失望，后来转而对他尊敬起来。以后，这成了宋耀如最喜欢讲给子女们听的故事之一，并通过这个故事使他们懂得永远不要屈从于想象中的恐慌心理。虽然他对新的宗教信仰是虔诚的，但他是一个“坚强的基督徒”——而不是一个俯首帖耳的人。

　　这样，到了19世纪80年代，他的个性和观点日趋复杂，就同他所处的时代一样。他到美国的时候是一个穷困的中国移民，但他突破了他们的模式，去寻求并获得了接受西方教育的机会。不论是比年岁大的农民出身的移民或者是比高贵出身的新式留学生，他有一点是胜过他们的，那就是他完全置身于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威尔明顿或在纳什维尔，他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