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政协报 

　　第一次：盛况空前

        1943年初春，黄河决堤，河南遭受特大洪涝灾害，无数难民饥寒交迫。国民党政府无动于衷，而且还企图隐瞒灾情。当消息传到山城，广大群众非常愤怒，强烈要求“赈济豫灾”。寓居重庆两路口新村3号的宋庆龄闻讯心急如焚，指示所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中国福利会前身)立刻行动起来，通过举办座谈会、街头演讲等形式开展募捐活动；同时，让保盟工作人员把报上登出的反映灾区惨状的照片装订成册，分送“陪都”各个机构。她为发动更多人参与赈灾，根据爱好体育的保盟中央委员许乃波的提议，又决定出面筹办一次国际足球义赛。

　　随即，宋庆龄与中华体育协会重庆分会取得联系，商定以该会名义为国际足球义赛做各项准备；还宴请相关国家的大使，争取他们给予支持，以及配合进行宣传。另外，她又以个人名义特制了一批长5.8厘米、宽4厘米的铜质纪念章，正面浮雕一位健儿以高超球艺带球前进的图案，背面刻着“参加筹赈豫灾足球义赛纪念”、“孙宋庆龄赠”等字样。

　　宋庆龄发出举行国际足球义赛倡议后，山城各界人士热烈响应。经过协调，中国方面很快诞生两支足球劲旅：重庆的体育健儿踊跃报名，组成“东平队”；各地足球名将很快由沪赴渝，组成“沪星队”。至于外国方面，则由英国驻华使馆及军事代表团的体育爱好者等组成“英联队”，由韩国在华青年组成“韩青队”。四个足球队为了使球赛更精彩，开展了一系列训练。

　　5月3日下午，重庆两路口川东师范学校(今重庆文化宫所在地)人如潮涌，盛况空前。宋庆龄在百忙中抽空为国际足球义赛主持开幕式，当她脸带微笑莅临球场，数千名观众纷纷起立致敬。接着，手持亮闪闪铜管乐器的重庆军乐队开始奏乐。宋庆龄在讲话时，向全体嘉宾和观众介绍了河南的严重灾情，号召各界人士投入赈灾；接着，她由英国驻华大使陪同，健步走到赛场中央，热忱地与各参赛队的运动员握手，勉励大家踢出高水平，并亲自为球赛开球。此时，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当天，在“沪星队”与“东平队”举行首场球赛时，观众们把赛场围得水泄不通，连附近的房顶上、树枝上也人头攒动。目睹运动员的精湛球艺，大家不断发出欢呼声。经过激烈的角逐，“沪星队”以五比三获胜。为防备日机轰炸，第二天球赛没有连续举行。

　　5月15日下午，国际足球义赛重新开赛。宋庆龄不顾连日忙于赈灾的疲劳，又拨冗前来观战。大批观众也兴致勃勃按时赶到，挤满了“看台”。这天，第一场球赛是“东平队”对“韩青队”，“东平队”以八比一获胜；第二场球赛是“沪星队”对“英联队”，“沪星队”以九比三获胜。

　　翌日恰逢星期天，下午又举行了两场球赛，场内观众逾万人。第一场球赛是“沪星队”对“韩青队”，“沪星队”以五比二获胜；第二场球赛是“东平队”对“英联队”，“东平队”以六比三获胜。苏联驻华大使及英国军事代表团要员等都观摩了球赛。

　　国际足球义赛总共踢了三轮五场，最终“沪星队”以强大阵容夺取冠军，“东平队”凭雄厚实力获得亚军，同胞们无不为此扬眉吐气，欢欣鼓舞。

　　在闭幕式上，宋庆龄、重庆市长贺耀祖及英国驻华大使等向各参赛队赠送了奖旗，并向每位运动员颁发了特制纪念章。这次球赛吸引了海内外观众两万余人，募得的大量捐款均汇给陕西宝鸡“豫灾赈济委员会”主席卢广绵。7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曾登载“豫灾赈济委员会”致保盟主席宋庆龄的感谢信：“孙夫人惠鉴：承惠捐夫人主办之足球义赛全部所得国币十二万五千五百三十元，以为赈济河南灾民之用，该款现已照数收妥，至深感谢……”

　　第二次：中途夭折

　　抗战胜利后，中国福利会从重庆迁到上海，并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此时，适逢苏北、湘中灾情严重，宋庆龄决定邀请在香港的“亚洲球王”李惠堂带队来沪，为赈灾举行足球义赛。

　　李惠堂接到宋庆龄的信，立刻出面召集香港的几个足球强队合组“华南队”，成员中有李国琪、侯榕生、谢锦洪、郭英麒、梁荣照、卓石金、黎兆荣等名将。1946年7月17日傍晚，他带着这支足球劲旅乘飞机到达申城，入住扬子饭店。

　　中福会作为足球义赛的主办方，在第二天下午假座国际饭店举行大型欢迎会，热忱地向申城体育界和新闻界介绍“华南队”。李惠堂激动地说：“此次承孙夫人之邀，来沪举行义赛，得与旧雨新知晤聚一堂，曷胜欣幸。”随后，李惠堂几次率队员们到逸园球场(解放后改建为上海文化广场)加紧训练，上海“东华队”、“西联队”、“犹太队”等足球队的骨干都曾前往切磋球技。

　　然而，国民党当局认定这场足球义赛是为了支援解放区，竭力加以阻挠。在“华南队”抵沪不久，便以上海市体育协会名义致函表示：球赛季节已过，不适合再举行比赛；即使举行比赛，也应由上海体协来主办。实际上，此时申城仍然有其他足球赛事，季节并不是问题；要害在于后，就是希望控制并利用该项活动。因而，上海英文报纸《大陆报》发表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干涉到体育上来了，这是在世界各国找不到先例的。”申城各界对此强烈不满，纷纷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抗议。

　　宋庆龄于7月20日召开中福会会议，决定再次向上海体协提出足球义赛的申请。身兼上海体协会长的国民党要员吴绍澍因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该会会所(解放后改建为卢湾体育馆)举行临时理事会，采取偷梁换柱的卑劣手段，假惺惺地对足球义赛“破例接受”，同时又规定“交足球委员会积极筹备”；接着，上海体协足委会于7月23日在申城各主要媒体公布：7月25至8月1日，“华南队”将与上海“西联队”、“东华队”、“青白队”各比赛一场，并提高球赛票价即出售4000元和8000元两种门票。

　　宋庆龄闻讯十分气愤，决心不让这个阴谋得逞，她在7月24日会见李惠堂时明确表态：“你们是我请来的，不让我给你们比赛，那么送你们回去，是我的责任。”李惠堂则在当晚向申城新闻界发表谈话说明：“本人率队来沪，乃团体行动，非私人行动也，一切听诸福利会。”至7月28日中午，李惠堂毅然带着“华南队”搭乘美国邮轮离沪返回香港。

　　就这样，在国民党当局一再无理干涉下，人们翘首以待的这一精彩而有意义的赛事中途夭折。朱少伟